他不会拿“酒精削弱了判断力”这种理由解释自己的异常行为。酒精把警报音压低了一档，以至于他体内另一个住得更久的东西抢先作出决定，接受了年轻人的进入。
黑尔继续审视那晚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他承认，即使清醒时的黑尔因为某种原因把人放了进来，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双手做出那些操作：麻醉剂在完全推到底之前停住；原本已达到目的的穿刺多维持了几秒；用于判断组织反应的压迫更用力了一分；每一次抬眼，都有意无意地落在病人的脸上……
这些动作都很小，小到几乎不构成证据。即使当时有一名同行全程站在他身后观看，也很难指出哪一个动作明确违反了操作标准。
然而它们确实发生了，破坏了他过去近三十年始终维持的界线。他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越界——他做这些事时平静得近乎自然，像一个独处的人跟着音乐哼唱，相信周围没人听得见。
黑尔沿着这种自然向内追溯。
他出生在一个把优秀视为传统的家庭。家族的门楣需要像葡萄藤一样一代代被精心维护，因此他的整个童年是一套漫长而连续的课程。
这个课程没有考试，因此也没有因为“优于他人”或“通过基准”便可豁免评价的机会。
他最早的记忆是自己不断被纠正的场景。那时他不到三岁，犯的错究竟是握叉子的方式，还是坐姿，又或许是称呼一位来访姨母时用了不合适的称谓，他已经不记得了。
来自母亲的纠正毫无怒意，她这辈子几乎没有提高过音量。因为在继承了更古老的爵位的她看来，若一个人需要提高嗓门说话，本身就意味着地位出现了问题。
他有过多个私人教师。他每天早餐前要背诵拉丁文，晚餐前要练习钢琴和小提琴。庄园里还有马厩和击剑厅，他和父亲的绝大部分交流发生在这里。其中大部份是来自父亲的、不厌其烦的纠正。
在别人看来，黑尔是个近乎无可挑剔的孩子。所有人都看得见这种优秀，却没有任何人真正享受它，包括他自己。
对于黑尔来说，身体是一件需要接受规训和被塑造的工具。姿态、礼仪和运动控制被写入他的本能。这些修养同时成为看不见的栅栏，负责把某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关在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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